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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过去八十一年,日本社会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2018-12-13 09:34:49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作者:马骦琦 马鑫茹 王香 选稿:蒋瑞霞

原标题:国家公祭日|过去八十一年,日本社会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写在前面: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沉重的社会记忆之一。2018-12-13,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并实施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各种血腥暴行。

  八十年后的冬天里,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融合媒体报道》课程班的同学们分组进行了文献阅读、数据搜集和可视化设计,期望呈现不同视角的新闻阐释,表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与纪念。

  而今看来,同学们的作品相对稚嫩,技术手段也并不完美,但他们希望能够用数据新闻行动的方式,让这段已经存有八十年的记忆,再清晰些。

  2014年起我国设立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以此缅怀在这场浩劫中遇难的同胞,并以史为诫,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在中国,公祭日的设置意味着记忆的保护、强调以及确认。那么,八十一年过去,日本社会是如何纠结、挣扎和记忆这段历史的呢?

  ▍中日外交关系变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历任54位领导人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态度不一。其中明确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为之道歉的领导人占极少数,更多的是否认事实,推卸责任。

  

  

  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日本史上,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领导人,大都明确表示在任期间拒绝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支持内阁成员进行参拜。但是不乏有为了拉拢选民、展示右翼思想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以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为耻。

  日方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次的公开参拜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陷入紧张。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每五年会举办庆典活动,领导人互致贺电。关系紧张时,庆典活动和贺电都会被取消。中日关系常处于不稳定波动状态。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2-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由于其多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较为紧张。随后美国政府开始敦促小泉不要继续以参拜行为恶化对华关系,日本社会蔓延“参拜疲劳”症状,这是促使安倍晋三2006-2007年首次执政期间,即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

  

  但在2012年第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晋三右翼思想逐渐暴露,两度参拜靖国神社,加之时值钓鱼岛事件、中国GDP反超日本,中日关系再陷僵局。

  ▍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日本报道较为重视“日本的否定与中方的回应”主题,对“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史实回顾”等关于事实本身的主题则采取回避态度。1994年,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此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人民日报》当年50%的报道与此相关,日本也高度关注,报道数量甚至超过中国。

  整体主题的分布情况表明,在日本民众心中建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是异常艰辛的。除了正面直接否定之外,“教材之争”的实质也是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定。

  

  日本历史教科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性质的定义随着时间不断发生着变化,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到20世纪末,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教科书对战争的定性逐渐从“进出”这一中性描述,发展到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侵略”一词。但2002年右翼派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将战争性质定义为“侵略”的次数骤减。

  

  同时,书中对“南京大屠杀”名称的定性也不尽相同。有些直接定义为“南京大屠杀”,也有些定义为程度较轻的“南京事件”,或仅仅描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多数伤害”。

  

  从上图可以看出,受小泉执政理念的影响,教科书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的次数也在2002年后呈直线下降趋势。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描述中,对遇难者人数的提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记载呈现上升趋势,遇难者人数是有具体数字的;但80年代之后,对遇难人数记载在数量上有明显减少,有时具体人数还会被“多数,许多,众多”等模糊的词语所代替。

  2002年之后,日本教科书对此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对遇难人数提出质疑,甚至试图抹去这一事实。

  

  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叙述,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置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章节和战后重建章节末尾。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检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战争反省的叙述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还涉及了强调中日友好、和平发展主旨等内容;而在2002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中,仅涉及反省叙述的数量就大幅减少,篇幅也随之削减。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2002年既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也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述发生转化的转折点。

  纵观1972年至2016年经文部科学省检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叙述的走向来看,叙述的变化直接地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待战争和历史记忆的态度,也间接地反映出了中日外交关系的变化与走向。

  ▍结语

  南京大屠杀发生至今已有81年,在这期间,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中日关系是影响其因素之一。日本民众战时隐约知晓南京大屠杀,在战后初期接触到了更多真相,但之后随着冷战开启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对其关注度不断下降;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南京大屠杀事件才重新回到日本民众的视野中。而与之同时,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甚嚣尘上,最终影响到了中日关系和两国民众感情。

  从日本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来看,南京大屠杀一定程度上是被置于二战的背景下进行记忆的,且较少作为二战中的重要暴行被提及,其实际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记忆而引发的强烈感情往往会使人们无法进行理性的评估。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历史教科书,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知和态度都因政府干预而欠缺全面客观性。正视历史,还原真相,才能够获得世界的尊重,取得长足的发展。

  而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也并非是为了反复地言说中华民族在过去某个时间所遭受的苦难本身,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不是为了记忆仇恨,而是为了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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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过去八十一年,日本社会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2018-12-13 09:34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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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家公祭日|过去八十一年,日本社会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写在前面: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沉重的社会记忆之一。2018-12-13,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并实施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各种血腥暴行。

  八十年后的冬天里,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融合媒体报道》课程班的同学们分组进行了文献阅读、数据搜集和可视化设计,期望呈现不同视角的新闻阐释,表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与纪念。

  而今看来,同学们的作品相对稚嫩,技术手段也并不完美,但他们希望能够用数据新闻行动的方式,让这段已经存有八十年的记忆,再清晰些。

  2014年起我国设立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以此缅怀在这场浩劫中遇难的同胞,并以史为诫,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在中国,公祭日的设置意味着记忆的保护、强调以及确认。那么,八十一年过去,日本社会是如何纠结、挣扎和记忆这段历史的呢?

  ▍中日外交关系变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历任54位领导人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态度不一。其中明确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为之道歉的领导人占极少数,更多的是否认事实,推卸责任。

  

  

  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日本史上,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领导人,大都明确表示在任期间拒绝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支持内阁成员进行参拜。但是不乏有为了拉拢选民、展示右翼思想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以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为耻。

  日方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次的公开参拜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陷入紧张。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每五年会举办庆典活动,领导人互致贺电。关系紧张时,庆典活动和贺电都会被取消。中日关系常处于不稳定波动状态。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2-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由于其多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较为紧张。随后美国政府开始敦促小泉不要继续以参拜行为恶化对华关系,日本社会蔓延“参拜疲劳”症状,这是促使安倍晋三2006-2007年首次执政期间,即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

  

  但在2012年第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晋三右翼思想逐渐暴露,两度参拜靖国神社,加之时值钓鱼岛事件、中国GDP反超日本,中日关系再陷僵局。

  ▍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日本报道较为重视“日本的否定与中方的回应”主题,对“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史实回顾”等关于事实本身的主题则采取回避态度。1994年,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此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人民日报》当年50%的报道与此相关,日本也高度关注,报道数量甚至超过中国。

  整体主题的分布情况表明,在日本民众心中建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是异常艰辛的。除了正面直接否定之外,“教材之争”的实质也是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定。

  

  日本历史教科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性质的定义随着时间不断发生着变化,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到20世纪末,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教科书对战争的定性逐渐从“进出”这一中性描述,发展到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侵略”一词。但2002年右翼派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将战争性质定义为“侵略”的次数骤减。

  

  同时,书中对“南京大屠杀”名称的定性也不尽相同。有些直接定义为“南京大屠杀”,也有些定义为程度较轻的“南京事件”,或仅仅描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多数伤害”。

  

  从上图可以看出,受小泉执政理念的影响,教科书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的次数也在2002年后呈直线下降趋势。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描述中,对遇难者人数的提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记载呈现上升趋势,遇难者人数是有具体数字的;但80年代之后,对遇难人数记载在数量上有明显减少,有时具体人数还会被“多数,许多,众多”等模糊的词语所代替。

  2002年之后,日本教科书对此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对遇难人数提出质疑,甚至试图抹去这一事实。

  

  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叙述,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置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章节和战后重建章节末尾。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检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战争反省的叙述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还涉及了强调中日友好、和平发展主旨等内容;而在2002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中,仅涉及反省叙述的数量就大幅减少,篇幅也随之削减。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2002年既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也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述发生转化的转折点。

  纵观1972年至2016年经文部科学省检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叙述的走向来看,叙述的变化直接地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待战争和历史记忆的态度,也间接地反映出了中日外交关系的变化与走向。

  ▍结语

  南京大屠杀发生至今已有81年,在这期间,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中日关系是影响其因素之一。日本民众战时隐约知晓南京大屠杀,在战后初期接触到了更多真相,但之后随着冷战开启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对其关注度不断下降;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南京大屠杀事件才重新回到日本民众的视野中。而与之同时,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甚嚣尘上,最终影响到了中日关系和两国民众感情。

  从日本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来看,南京大屠杀一定程度上是被置于二战的背景下进行记忆的,且较少作为二战中的重要暴行被提及,其实际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记忆而引发的强烈感情往往会使人们无法进行理性的评估。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历史教科书,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知和态度都因政府干预而欠缺全面客观性。正视历史,还原真相,才能够获得世界的尊重,取得长足的发展。

  而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也并非是为了反复地言说中华民族在过去某个时间所遭受的苦难本身,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不是为了记忆仇恨,而是为了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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